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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新娘”:当越南女孩遭遇中国

 
在越南的农村山区,越来越多的年轻越南女孩们从家中消失。她们中的许多人跨过了边境,被人以一头水牛的价钱卖给了中国人做妻子。
晚上八点,炎炎夏日,安静、胆小的越南少女Tien,离开家,到表兄家里过夜。至少,这个16岁的越南孩子是这样告诉自己家人的。事实上,因为不想结婚,她在计划着离开这个村庄。寄希望于她的表兄会帮她找到工作,她就这样悄悄的溜出了家门。
差不多两年之后,当她才再次回到这里时,她已遭受了超出大多数年轻人想象的恐怖经历。她信任的表兄,并没有为她找工作,而是把她卖给了一个专门向中国贩卖人口的人贩子,他把她当作“越南新娘”给卖了。从此,Tien成为了那个令人沮丧的统计数字中的一员:越来越多的越南贫困少女被卖往中国并被迫成婚。
Tien很早就意识到了有什么不对劲。“我把所有的钱和身份证都给了他,”Tien回忆说。“他告诉我,'我们去找工作。既然你想离开那个村庄,我就带你走。'“
她的越南表兄曾承诺将她带到南方的大城市,但他们却向北飞到了越南首都河内。他们在首都换了车,然后Tien就睡着了。当她醒来的时候,她已经是在中国了,她的表兄抛弃了她,把她卖给了人贩子。
很快,Tien就得知这个人贩子已经为她找好了丈夫。虽然与人贩子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但是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她一直拒绝走出人贩子的房子。最终她还是屈服了,因为她遇到了另一个越南人,他告诉她,逃离这个国家的唯一办法就是学习中文 ,而且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结婚。Tien接受了建议,主动让人贩子为她找了个新丈夫。
 
并不陌生的故事
Tien的苦难经历并非独一无二的。在越南的一些农村地区,像她这样的失踪事件越来越频繁,许多村民认为,如果一个女孩失踪超过几天,她一定是到了边界的另一边了。
越南警察总局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至2017年间,共有2,700起贩卖人口案件,涉及近6000名受害者,这些受害者主要来自越南农村贫困家庭,几乎无法获得教育或致富的机会。人们普遍认为,真实的数字远比官方统计的要多得多。警方表示,在中国边境附近的省份,出卖儿童作为新娘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而且越来越多。
在中国,适婚青年中,男性要比女性多出3400万,这个数字超过了马来西亚的总人口。基于此,有些网站推出了介绍外国新娘的服务,这项服务的价格通常在1万元(1,500美元)左右。
成为这种越南新娘的越南女性,背后的故事总是微妙的。很多人被虚假的工作承诺和更好的生活条件诱骗到了中国;也有人是被他们信任的人所欺骗 , 亲戚或者朋友,甚至有时是承诺与他们结婚的男朋友卖给人贩子;有些女孩则是被麻醉,然后在浑然不觉中就越过了边界。她们最终都被迫结了婚,甚至还有人被卖到妓院成了性奴隶。
 
也有希望得到嫁妆的家庭成员自愿将越南女孩交到了人贩子手中的,(通常是以“低于水牛的价格”,村民们说,一般在600美元到2200美元之间),但最后发现,他们的越南女儿已经被绑架并被贩卖了。
一旦这些越南妇女完婚,各种势力就会密谋般的将她们留在中国。一些人被他们的新婚丈夫所囚禁,另一些人由于感到耻辱而不敢回国,因为回国后往往也无法再结婚。
30岁的Ma Thi Mai是来自越南北部贫穷乡村小镇Sa Pa的苗族女性,她是被自己的男朋友给卖掉的。“在我的丈夫去世后,一个男人从熟人那里得到了我的电话号码,并联系我,”她回忆道。
很快他们就相互迷恋 ,或者至少她是这样认为的。在短短的两周时间里,他就带着她离开了家,带她到老街的梯田去参观老家。老街是一座处在两河交汇点的边境城市,紧邻中国。它因作为人贩子的过境点而臭名昭着。
当他们在木筏上趁着深夜过河时,Ma Thi Mai并不知道他们正在进入另一个国家。她从未远离过她的家乡。
“我不知道这是中国,直到我看到那些印着陌生文字的招牌,用不同语言说话的人们,”
Mai说。“他把我卖给了一个中国女人,然后那个女人又把我卖给了其他男人。”
Mai成了现代版的奴隶。一路上,她至少被出售和拍卖了五次。如果她反抗或者哭泣,愤怒的男人们会威胁和殴打她。“他们就像卖动物那样卖了我,”她说。
 
越南Hagar国际组织是一个为逃脱性奴役和贩卖人口的妇女和儿童提供帮助的非政府组织,案件经理Dang Thi Thanh Thuy说,受害者会遭受心理创伤,这很可能会伤害他们的生命。
“被救助妇女的最初反应很可能是恐慌或精神分裂,这取决于她们应对创伤的方式。如果她们表现出害怕或着激动,那就很可能会自杀,崩溃或尖叫。但是如果她们的情绪已经变得麻木,她们会感到沮丧,并且没有动力去做任何事情。”
“所有的这些反应都源于她们的不安全感。她们感受不到安全和保护。“
老街因贩卖人口而臭名昭着。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6年的报告,老街的少数民族和儿童往往是贩卖者的主要目标。
家庭暴力在老街很常见,尽管在现实情况下,妇女的收入才是家庭的经济来源。该地区深受背包客喜爱,许多苗族女性以徒步导游或出售纪念品为生。那些不会说英语,也没有什么可卖的人通常靠在田地里劳作而生存下来。很多人则向北看,借助中国摆脱贫困。
Mai在14岁时与她的第一个丈夫结婚。在被卖给第二任丈夫时,她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她甩开警车逃离了中国,自从她回到家乡以来,尽管已经跟地方当局有了接触,但她没有得到任何心理或物质上的支持。
她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田地里劳作,以抚养她的儿子。
与此同时,尽管已经被控犯罪,但绑架她的“男友”并未受任何影响。最近,他在当地的教堂还看到了他,他还带着她的苗族项环。
“他的父亲为当地政府工作,”她说。“我可以肯定的说,他卖过我,一定也卖过其他女人。他非常有经验,知道该怎么做。“
“我希望他被关到监狱里去,因为他所做的事跟杀了我没有什么区别。他卖了我,还偷了我的东西。一回想起这些事,我就很痛苦。“
被留下来
在Ta Van附近的一个村庄,带有茅草屋顶的粘土房在山中聚集在一起,在阳光明媚的五月天气中俯瞰着美丽的大片绿色梯田。
在几无一物的房屋住着两个母亲,54岁的Sung Thi Ku和40岁的Giang Thi Su,一直计算着日子等待着她们女儿的消息。
Ku的两个女儿都在中国 - 虽然她们从没有告诉过她他们在那里做什么。Ku认为她的女儿在离开中国后又被卖给了人贩子,她一直在指责女儿的丈夫及他的家人。“大女儿的丈夫不要她了。他家里人还虐待她,她想离开中国,然后她和她的朋友就这么做了,“Ku说。
在她大女儿离开的五年中,Ku从未听到过任何关于她的消息。Ku的小女儿大约两年半前也离开了家,她当时21岁。在2018年越南农历新年后不久,Ku就接到了一个中国号码打来的电话。这是她小女儿的电话。
“她告诉我,她在努力工作,身体很健康,她留在了中国,已经有了家庭和一个孩子,”
Ku说。
“她告诉我,她不能回越南了。”
 
另一位母亲Su,仍然与她失去的女儿有接触。突然有一天,她的女儿带着一群中国人回了家,他们让Su同意自己女儿结婚。当时Su并不知道他们是人贩子,尽管那时她已经感到这并不正常。
“他们不停地摸我女儿的头发,身体和手”她回忆道。
“他们告诉我要信任他们,如果愿意,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去中国看看。”
Su警告女儿不要跟他们走,但是女儿还是跟朋友以及朋友的父亲一起离开了村庄。他们住在边境附近的一家旅馆里。但是,第二天,当朋友的父亲醒来时,那群中国人已经与女孩们一起消失了,而且也没有支付礼金。女孩们当时只有17岁。
Su的女儿现在20岁了,与一名丧妻的男子结了婚。 他不允许她回越南,因为担心她会逃跑。甚至不允许她打电话。
Su泪流满面的说:“我很生气,我经常哭。我感觉那些人为我的女儿施了魔法,她才会这么不听我的话。”
在越南警察总局确定的六千名受害者中,只有约600人返回了越南。
其中有一名苗族学生Cau,她朋友的阿姨在年轻时被绑架,17岁的时候被带到了中国。然后,这个阿姨反过来将Cau和自己的侄女卖给了人贩子。
人贩子带着Cau穿越了大半个中国来到了浙江省,在那里Cau遇到了许多年轻的越南妇女,她们来自于Son La,Lai Chau,甚至她自己的家乡Mu Cang Chai,她们都很想见她。
“我遇到了一个14岁的女孩,她被绑架并嫁给了一个36岁的男人,”Cau回忆说。 “我问她怎么知道我到了那里,她说她的中国丈夫告诉她,又来了一个越南女孩。”
她也来自Mu Cang Chai,她告诉我她失去了家乡,所以她想见我和我说说话。“
三个月后,Cau设法逃离了关押她的房子,并跑到最近的警察局。在她的努力下,警方找到了那所囚禁她的房子。
中国的人贩子被捕,但越南方面的却早已逃脱。而她的朋友仍杳无音信。
伤痕累累
越南缺乏完整的遣返机制,来帮助那些人口贩卖的受害者重新融入社会。那些自愿去中国的女性,即使是那些像Ku和Su的女儿一样受到虚假诱惑的女性,都是“不被记录”的,并且没有资格获得任何财务或心理上的帮助。那些像Mai一样逃出人贩子的圈套,自己回到越南的女性也是如此。
然而,这些女性在某些方面是最脆弱的。由于她们所经历的社会羞辱和歧视,使她们的伤口从未完全愈合。“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对人口贩卖仍然有一个共同的回应:受害者责备,”Hagar案件经理Thuy说。 仍有许多人将受害者称为”应该被贩卖的坏女孩“,或者”想要轻松赚钱的懒惰贪婪的人“。
“这种反应不但加剧了他们过去的创伤,并且很容易使他们再次受到伤害。他们开始按社会上的方式重新审视自己,并开始责备自己。“
回到河内的Tien,现年21岁的她又回到了学校,开始了新的生活。当她第一次回到家乡时,邻居们的表现让她感受到自己是不受欢迎的。
“当我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我面前有了一堵墙,特别是当我和其他人谈话时,”Tien说。 “我非常害怕。我不想说话。很多人会拿我痛苦的过去开玩笑,并认为这很有趣。“
她过去的生活也确实仍在困扰着她。她所逃出的中国家庭最近又与她联系了,试图说服她回去。她换掉了她的SIM卡,担心有一天他们可能会追踪上她。
现在她不会跟别人提起自己的过去了;没有一个同学知道她的经历。她重新获得了自信,并在Hagar义工的鼓励下继续着自己的学业。
我感觉就像做了一个长长的梦,”Tien说。“我已经学会了忘记过去,也学会更好的融入社会了。”
Tien的目标是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就像那些把她重新带回生活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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